重庆企业家千万债权执行20年无果靠低保金过活，检察院、人大监督
《重庆日报》于2020年9月17日刊出一头条新闻：重庆高院发布20条措施，保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。
重庆高院副院长黄明耀称，这20条措施为的是确保通过公正高效司法，切实增强市场主体司法获得感，保障高质量发展。其中特别强调，“对恶意侵权、多次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，加大惩罚性赔偿适用力度。”
看到这则消息时，周启林坐在椅子上叹气：“哎，我已经喊冤二十多年了，他们打算何时兑现这些话？”
周启林今年65岁，目前和妻子一起居住在江北区一老小区内。笔者初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右手戴着厚厚的手套正在修剪门前的公共绿植。
当问及为何夏天还戴手套的时候，周启林说：“因一场大病造成半身瘫痪，身体右半边已失去行动力且身体冰凉，戴着手套暖和一点。”说完拍了拍右腿膝盖。
那一天，他刚刚因不慎摔倒去医院住院后回到家中。自从生病致残后，这样的日子已持续了十多年，但他人生的转折点，还得从1998年说起。
嘉陵大厦是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步行街附近的一幢28层高楼。1998年4月10日,重庆兴业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兴业公司)诉与重庆金帆物业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金帆公司）合作建设嘉陵大厦一案开庭。被告金帆公司创办人便是周启林。
兴业公司称：1996年9月16日与金帆公司签订了《合作建设“嘉陵大厦”合同》，由于该合同是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签,应依法予以变更或解除。鉴于该工程已由本公司进行了全部投入，金帆公司应立即退出嘉陵大厦工程，由兴业公司收回其全部所有权。
金帆公司辩称：本公司在与兴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中，明确约定了双方的合作方式，双方理当遵守。但从合同的性质和效力看，该合同应为无效合同，故要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，各自返还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物和按过失大小承担责任。
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一中院）经审理认为：
该项目名为合作建设，实为项目转让。原告已从被告方取得80%国有土地使用权，被告在该项目上还享有20%国有土地使用权，项目所有权归原告所有。该项目总转让费5200万元，原告已支付被告3385万元，尚欠被告1815万元。在被告所得转让费中应将其中200万元作为非法所得（被告收取的贷款单位的利润款）依法制裁收缴。
最终，一中院以（1997）重民初字第801号《民事判决书》对该案做出判决：
1、江北区观音桥嘉陵大厦工程的项目所有权归兴业公司所有；
2、由金帆公司将该项目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兴业公司,兴业公司将尚欠的该项目转让费1615万元,付给金帆公司。限双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完清手续及费用。
该判决生效后，兴业公司并未付款。金帆公司向一中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。同时，由于兴业公司无法到期偿还向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城郊联合营业部（以下简称重庆农信）、重庆市南岸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营业部（以下简称南岸农信）所贷本息，故，1999年3月11日,金帆公司、重庆农信、南岸农信三家在兴业公司分别享有的债权,对兴业公司的财产,即“嘉陵大厦”项目达成了“以物抵债”联合接收协议,并向一中院送交了《联合接收嘉陵大厦抵债协议书》。
然而，一中院没有采纳,也未说明原因。1999年3月29日,重庆市房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受一中院委托,对“嘉陵大厦”项目作出了11261.29万元的司法价值评估。
1、将被执行人兴业公司所有的兴业大厦(原嘉陵大厦)在建房屋34322平方米作价9009万元抵偿、变卖给重庆农信；
2、重庆农信受抵偿金额为本金6034.15万元(含南岸农信应受偿本金2500万元)；
3、重庆农信买受部分金额为2974.85万元,此款由其直接支付至一中院,用于清偿金帆公司项目转让费692.86万元、代扣一中对金帆公司制裁200万元，以及兴业大厦(原嘉陵大厦)所欠其他费用。
1999年12月27日,一中院又根据(1998)渝一中经初执字第214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将以被执行人金帆公司名义登记的兴业大厦(原嘉陵大厦)项目用地9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（系转让后剩余部分）与以冻结；将金帆公司从兴业大厦变价款中分得的项目转让费692.86万元划拨给申请人重庆农信。
周启林说：“经一中院这一套操作下来，兴业公司欠我的1615万莫名其妙变成了692.86万，最后连这692.86万也毫无根据地划拨给了重庆农信。我金帆公司1615万合法债权被一中院全部剥夺。”
周启林因身体右半部基本丧失行动力，戴着手套要稍微灵活一点。巫英蛟 摄
周启林的代理律师认为，重庆一中院在执行中发生了至少四个严重错误，令金帆公司本应受偿的1315.04万元债权化为了乌有。
其一，执行法院将重庆农信的部分债权和南岸农信的2500万元债权全部作为优先债权进行抵偿，明显错误。相关证据显示，重庆农信的全部4800万元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均无抵押,不享有优先权。南岸农信的2500万元债权本金及相应利息仅在抵押范围内享有优先权。
其二，嘉陵大厦作价款9009万元抵偿南岸农信有优先权的2268.29万元后，剩余6740.71万元，而兴业公司尚欠三家债权人共计8278.29万元。剩余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,三债权人应按比例受偿。经计算,金帆公司应当受偿1315.04万元,而一中院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，仅裁定金帆公司受偿692.86万元，明显错误。
其三，执行法院将金帆公司应当受偿的款项直接转付给重庆农信，明显错误。根据判决,金帆公司在兴业公司无法偿还重庆农信800万元借款时,对该债务负有清偿的义务。而该800万元债务已经从嘉陵大厦变卖款中抵偿,执行法院不应当再次从金帆公司的款项中扣划。
其四，执行法院代扣对金帆公司的制裁款项200万元明显错误。首先,(1997)重民初字第801号判决“本院认为”部分已经确认,兴业公司应付金帆公司项目转让款1815万元,其中1615万元由兴业公司如数付清,另外200万元作为非法所得已被收缴。因此,金帆公司对兴业公司享有的1615万元债权已经是扣缴了200万元之后的金额,不应在执行过程中再次扣缴。其次,200万元的“利润款”实际由贷款银行收取,金帆公司也早已将款项交付给贷款银行,该款应当从贷款银行处收缴,而非从金帆公司处收缴。
律师称，根据诸判决书、裁定书及《联合接受嘉陵大厦抵债协议书》的内容可以明确：在变卖嘉陵大厦清偿债权的过程中,金帆公司依法至少应当获得清偿款1315.04万元,而由于执行法院违背事实、违反法律的执行行为,使金帆公司的合法债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,给金帆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,破坏了司法机关公平、公正的形象,造成了严重不良社会影响。
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，该院认为一中院在执行中确有错误。巫英蛟 摄
金帆公司从1999年12月26日收到一中院“民事裁定书”后,于2000年元月3日向法院递交了《执行异议》,并同时向重庆高院申请纠错，但无果。
“因此，我被迫走上长达20年之久的喊冤路。”周启林说，“我通过代理人向一中院、高院、市信访办等相关部门多次以口头、书面形式维权伸冤,但每次都石沉大海。”
2010年3月,金帆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时任重庆高院院长钱峰作了反映。“钱院长回复，让我们直接找一中院黄明耀院长。向黄院长反映不久,我作为本案代理人,一中院执行局陶绪东局长约我去面谈,要我提供相关资料。我当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资料,陶说,有待把案卷审查后再作答复,并告知我,本案交由执行庭李涛法官主办。我在与李涛法官联系中得知:本执行案没有终结,卷中还有10.7万元未支付我公司。”金帆公司代理人程文伦说。
2011年11月底,程文伦按李涛要求补交了金帆公司两股东的“全权委托书”,李涛遂通知程文伦去法院,称“找到了新的证据。”程文伦说，“结果给我看了一份座谈纪要，还不许我复印、抄录。”
该“座谈会”议题是实现各方债权，参加单位有银行方、债务人兴业公司方、该案当时的执行法官王建刚，以及周启林。周启林当时表明了“无论谁来接,我们无意见,只要把我们的钱给我”的意见。
“没想到周启林一句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话,竟成了李涛法官‘本案没有问题’的理由。”程文伦说，“当时李涛法官还拿了个材料,也不给我看就要我签字,被我拒绝后就说:你们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,你们去找高院！”
“我们找到高院,高院说这些事我们不清楚,你们只能找一中院。就这样,22年前的问题至今未能得到解决。”周启林说，“多年来法院人员王建刚、乌小青等也利用职权作梗阻挠。”
金帆公司自被错误执行后无力经营,公司早已注销,周启林因此身背数百万元债务无力清偿。该案的压力导致周启林精神崩溃身体状况越来越糟，于2011年的一天突然陷入昏迷，不能语言,身体瘫痪，先后在多家医院治疗方有一些好转,被认定为2级残疾，向民政部门领取了残疾人证。
即便如此，周启林依旧没有放弃。2018年4月，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认为案件执行确有错误，向一中院发出了《检察建议》。但反常的是，一中院既没有纠正错误，也没有给检方任何反馈。
2020年1月，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也向一中院进行了此案的监督。目前尚无结果。
重庆市人大常委会。巫英蛟 摄
2020年9月，笔者通过短信、电话，数次向一中院副院长、新闻发言人陈远平问询此案情况，但一直未得到回应。
当重庆高院发布20条措施来保市场主体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时候，曾经的民营企业家周启林只能靠江北区政府发放的低保金生活。
由于行动不便，他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，确切地说是一点点挪动，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为了打发日子，他常常拿着剪刀去反复修剪家门口的小区绿植。